长沙银行高增长背后的隐忧与挣扎丨读财报
文丨郭小兴（思思对此文亦有贡献） 编辑丨杜海
来源丨正经社（ID：zhengjingshe）
（本文约为4000字）
【正经社“银行升级战”观察之15】
曾经“小而美”的长沙银行如今变得有些挣扎。
2024年1-9月，虽然营收和归母净利润分别同比增长了3.83%和5.85%，但是与2023年以前的增速相比，出现了明显下滑；1.16%的不良贷款率与上年末基本持平，但是不良贷款余额与13年前相比已经飙升了17倍；关注类贷款同比增长68.91%，占比达2.48%，较2023年末增加了0.66%，且高于行业平均水平的2.28%；虽然9.93%的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和14.03%的资本充足率维持了前几年的水平，而且远远高于监管红线，但是2024年下半年还是进行了大规模举债并出台了进一步举债方案。
几经人事动荡才稳定下来的赵小中和张曼搭档的新一届管理团队，从前任那里接过的遗产，显然没有表面数据显示的那样光鲜。
两大战略带来高增长
长沙银行最近10年的业绩增长，大致可以以2020年为界，分为截然不同的两个阶段。
最近10年来，以经济发展水平远不及长三角和珠三角的中部为腹地的长沙银行，经营业绩有不少可圈可点之处。比如10年间营收增幅高达286%，虽然逊于地处长三角的宁波银行，但是远超同处长三角的城商行“优等生”杭州银行、江苏银行。
直接原因，当然是较高的净息差。从历史数据可以看到，长沙银行大部分时候的净息差比头部城商行还要高。2014年至2015年，分别为3.17%和3.03%。而同期宁波银行、江苏银行、上海银行、北京银行等头部城商行的净息差，均位于2.5%以下；江苏银行2015年的净息差甚至跌破了2%。
2016年至今，长沙银行的净息差虽呈现出下行趋势，特别是2021年以来，还有加速向下的苗头。但是，每年的净息差依旧比前述几家头部城商行要高。
正经社分析师梳理获悉，截至2024年9月末，17家上市城商行里，只有两家的净息差还保持了2%以上的水平，有一家就是长沙银行。
长沙银行能维持较高的净息差，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它一直深耕利率较高的零售贷款和大力押注“县域经济”。
零售业务成就了招商银行和宁波银行，同样成就了长沙银行。直到2024年上半年，零售贷款占长沙银行整体贷款的比重仍然达35.29%，虽然较2023年末的40%有所下滑，但远高于10年前的29%，非常接近城商行“零售之王”宁波银行37.12%的占比。
对公业务方面，基于时任董事长朱玉国2016年提出的“县域金融”战略，长沙银行选择大力押注县域经济，做风险高但收益高的下沉市场。
2024年上半年，长沙银行小微企业贷款占对公贷款的比重约为18.72%，高于江苏银行、宁波银行3%以上。从成效来看，2024年上半年，贷款平均收益率为5.31%，远超江苏银行和宁波银行同期的4.98%、4.92%。
2024年上半年，长沙银行的县域贷款余额达1939亿元，同比增长14.29%，远高于同期贷款总额9.25%的同比增速；存款余额达2151亿元，同比增长5.15%，同样高于同期贷款总额3.60%的同比增速。
轻资产化转型明显落伍
不过，押注县域金融、小微贷换来的高增长，已开始显露出隐忧。
检索长沙银行的历史数据可以清楚看到，2020年之前，长沙银行的营收和归母净利润均实现了两位数以上的增长。2014年至2019年，营收同比增速分别为24.87%、29.72%、20.44%、20.79%、14.95%和22.07%；归母净利润同比增速分别为9.98%、14.21%、16.77%、23.22%、13.94%和13.43%，同样大致实现了连续6年双位数增长。
但2020年至2024年1-9月，营收同比增速分别仅为5.91%、15.79%、9.58%、8.46%和3.83%；归母净利润同比增速分别仅为5.08%、18.09%、8.04%、9.57%和5.85%。
虽然2021年出现反弹，但仍然不改整体明显下行的趋势。
业绩增速放缓，直接应归因于占比80%左右的利息净收入增速放缓和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迟迟不能挑起营收的大梁。
财报显示，2020年至2024年1-9月，长沙银行利息净收入同比增速分别为21.85%、7.69%、11.52%、11.47%和-0.98%；而2014年至2019年，利息净收入同比增速则分别为23.17%、23.83%、23.00%、24.07%、3.87%和6.30%。
利息净收入走低，主要是因为净息差走低。2020年至2024年1-9月，长沙银行的净息差分别为2.58%、2.40%、2.41%、2.31%和2.01%，明显低于2017年钱2.67%以上的水平，而且大致呈年年走低的趋势。
净息差走低是金融市场化改革的必然趋势，更多的商业银行选择了轻资产化以摆脱过度依赖净息差盈利的状况。
但长沙银行的轻资产化转型明显落后于同行，直到2024年三季度，利息净收入占营收的比重还高达76.46%，而最近五年来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始终增长缓慢，直到2024年三季度，还没有恢复到2018年同期的水平，占营收的比重仅为5.61%。
同样藏着隐忧的数据还有不良贷款率。
表面上看，1.16%的不良贷款率，与近十年的数据相比略有下降，与同行比较，算不上高的。但是最近三四年关注类贷款占比的快速增长表明，长沙银行不良贷款率面临的上升压力不小。
所谓关注类贷款，简而言之就是尽管借款人有能力偿还贷款本息，但存在一些可能对偿还产生不利影响因素的贷款。该指标通常被视为判断银行信贷风险的重要先行指标。
长沙银行的关注类贷款占比2019年至2021年曾出现下降趋势，但是随后几年又快速反弹，到2024年三季度已经从2022年的1.48%一路增长到2.48%，高于行业平均水平的2.28%。特别是2024年前三季度，关注类贷款达134.67亿元，同比增长了68.91%。
长沙银行明显感觉到了压力，2019年以来，明显增加了信用减值损失计提。从2019年的51.67亿元逐年增加到2023年的81.81亿元，五年间激增了近60%，而且2020年至2024年三季度，每年计提的金额都比同期净利润高。
信用减值损失，简而言之就是，因应收账款的账面价值高于可收回金额而造成的损失，对应科目是坏账准备。所以，计提信用减值损失的主要目的，就是用来应对正在抑或未来要发生的坏账风险。
长沙银行不断增加信用减值损失计提，大概率是出于应对不良贷款率上升的压力。
另外，从不良贷款余额的快速上涨上，亦可以看出其面临的不良率上升压力。根据财报公布的数据，长沙银行的不良贷款余额从2012年的3.51亿元升至2024年三季度的62.91亿元，13年间涨了近17倍。
不良贷款率上升的压力，一方面固然来自长沙银行对公业务大力押注县域经济的盈利模式，因为县域经济占比较大的是风险较高的小微企业；另一方面还来自两个显示风控能力有待提升的“临时”因素：一是贷款不断“踩雷”，二是旗下消金公司不良率快速上升。
最近一次已经确认“踩雷”的是借给宜华生活的5.9亿元借款难以收回。根据长沙银行发布的公告，作为渤海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的委托人，长沙银行已经获得了一审诉讼，但被告方宜华生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不服一审结果，已向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并获受理。公告称“本行已对该笔贷款足额计提了减值准备”。言下之意，已经做好了收不回的准备。
该案中的被告宜华生活曾是一家市值300余亿元的上市企业，由于连续4年财务造假，造假金额达400亿元，2021年退市了。
2018年以来，长沙银行还先后“踩雷”金旺铋业（贷款本息超过9亿元）、新华联（涉及15.8亿元授信余额前途未卜）、恒大汽车（14亿元借款面临损失风险）等，“踩雷”金额合计达44.7亿元。
旗下消金公司——长银五八对其业绩的增长曾贡献了很大的力量，但是近两年突然变成了其座椅下一颗危险的雷。
2024年上半年，长银五八营收同比下降11.2%，净利润更是暴减65%。
一般来说，金融公司的净利润下滑幅度远超营收，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不良贷款率上升导致增加拨备，进而侵蚀利润。
2024年上半年，长银五八的不良贷款生成率从之前的2%一下子增长到2.7%。
为了遏制不良率走高，长银五八还一口气和22家律师事务所合作了催收业务，最终引发了客户投诉激增。黑猫投诉平台上，有关“长沙银行”的投诉量已超过1200条，几乎都涉及“暴力催收”之类的字眼。
信用减值损失计提增加必然侵蚀净利润，间接影响资本充足率。
2020年以来，长沙银行的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和资本充足率一直呈小幅上升之势，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从2020年的8.61%一直上升到2024年三季度的9.93%，资本充足率从13.60%一直上升到14.03%。
但是，长沙银行还是未雨绸缪，或者说在预见压力下进行了密集举债。
2024年9月下旬，长沙银行发行了一项10年期50亿元永续债募资计划，主要用途是补充一级资本。
仅仅一个月后，股东大会又审议了3项发债议案，分别涉及发行80亿元的二级资本债、360亿元非资本类金融债以及40亿元永续债。
根据长沙银行发布的公告，360亿元非资本类金融债涉及债券品种包括但不限于普通金融债、绿色金融债、小微企业贷款专项金融债、“三农”专项金融债等。
正经社分析师认为，长沙银行大规模举债，除了利用债券利率走低的机会窗口获取低于存款利息的廉价资金外，补充资本充足率是另一个重要考虑。
经营业绩出现大幅波动，跟长沙银行高管团队频繁更迭不无关系。
2021年11月，长沙银行的元老、当了10年行长7年董事长的朱玉国辞职，拉开了高管团队人事动荡的序幕。
其后没几个月，3名副行长同时辞任。
朱玉国辞职前一年，还发生过一个插曲——当了5年副行长的孟钢因受贿千万落马，居然还被查出来“私藏枪支”。
朱玉国辞职后，时任行长赵小中接棒出任董事长。
2022年6月，唐力勇通过公开竞聘，获长沙银行董事会同意成为行长。但不到两年，2024年4月唐力勇就被调任郴州市副市长，成为该行历史上任期最短的行长。
行长位置空缺半年后，9月17日晚间，长沙银行发布董事会临时会议决议公告，董事会同意聘任张曼为长沙银行行长。
张曼是长沙银行的老人，曾任中国农业银行长沙县支行营业部副主任、副行长，长沙银行星城支行行长，长沙银行党委委员、副行长。
正经社分析师认为，张曼到任之后，长沙银行的新高管团队已经基本稳定下来。新团队除了要减轻对净息差的高度依赖，推动业务模式实现轻资产化转型，重新回到快速增长的轨道上来，还有一个刻不容缓的任务：减少违规。
根据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及分支机构公布的行政处罚公示，高管团队动荡期间，长沙银行涉信贷业务违规、存款业务违规、违规销售和推介等行为明显增多。
另据同花顺iFinD的数据，2023年至2024年11月，长沙银行收到来自国家金融监督管理局、中国人民银行开出的罚单已超过10张，罚款累计超过1200万元。
最近的一次是新行长张曼到任不久的2024年10月11日，中国人民银行湖南省分行公布行政处罚决定，长沙银行因违反账户管理规定被罚款200万元，7名相关责任人分别被处以1.5万元到2万元不等的罚款。
赵小中和张曼搭档的新团队将会把长沙银行带向何方？正经社将持续关注。【《正经社》出品】
CEO·首席研究员|曹甲清·责编|唐卫平·编辑|杜海·百进·编务|安安·校对|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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